搜搜考试网蔡元培的民主思想体现在哪里?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搜搜考试网作业帮 分类：历史作业 时间：2024/04/27 18:33:33
蔡元培的民主思想体现在哪里?
要很具体的,不要太短,最好有点条理性,概括的准确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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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文化和教育事业,为我国废除封建主义教育制度,建立新型教育体制,奠定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民主管理思想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时,蔡元培就摒弃了封建专制的管理弊端,首倡“教授治校”,开创了近代大学民主管理的先河.蔡元培的民主管理思想对今天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思想产生与实践的历史背景
从西方历史的演变来看,早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就产生了现代民主的概念,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至今仍被认为是民主思想的基础理论之一.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都对民主的概念都进行了详尽的阐述,现代社会许多民主形式均源于这一时期的经典理论.而这种对民主的追求也反映在大学管理中,“教授治校”作为一种学校管理制度,集中体现了大学对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追求.“教授治校”起源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后在德国大学的倡导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教授治校”也成了德国大学的传统,德国的教授在大学各层次中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蔡元培在介绍德国的“教授治校”制度时曾说,德国在革命以前是极端专制的,但是他们的大学却是十分平民化的,他们的校长与各科的学长（院长）,都是每年更选一次,由教授公举.他的校长由四科（神学、医学、法学、哲学）的教授轮值.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他国家大学中民主思想也不断高涨.以美国为例,从殖民地时期到19世纪末,教授在学院管理中所起的作用甚微；但到了20世纪,教授地位明显提升.1915年,一些大学教授发起成立了美国教授协会,以此来保护教授的权利.
从国内历史的演变看,19世纪晚期,中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在兴起.保守的清朝统治集团,在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下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震撼下觉察到,如再不作任何“革新”的表示,必将“全局糜烂”“溃决难收”.因此,清政府放松了对西方思想的抵制,以求在政治、经济和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学校基本上就是这个时期开始从西方引进新事物、新思想.而蔡元培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把他从德国学到的办学方式应用于中国.
从北京大学的历史来看,蔡元培就任校长之前,北京大学就呈现出典型的科层化组织结构,衙门作风和官僚积习很深.学校实行的管理体制是与封建文化专制相适应的学监制,“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①.学校内富足的是腐败沉闷的空气,缺乏的是民主和谐的气氛.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所,应当“让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大学”,因此,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促使蔡元培效仿德国大学教育管理体制,对北京大学的行政组织进行全面改革.
二、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思想的产生、实践与内涵阐释
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思想是在借鉴西方大学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蔡元培主张在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同时,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他认为,中国古代教育与西方教育应相互取长补短,提倡将欧美教育中的优秀思想借鉴到中国,并结合中国文化教育的特点,对封建旧教育进行改革.1905年,蔡元培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受到“三民主义”的深刻影响,使他在教育管理上也表现出强烈的民主倾向.1907年,蔡元培留学德国,对德国的高等教育系统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后又到法国等欧洲国家游学和考察,使蔡元培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其中德国“教授治校”制度对蔡元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其提出的“教授治校”的范本.1912年1月,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在他亲自起草的《大学令》中最先体现了他的“教授治校”思想,“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以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②,而这也标志着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思想的产生.但直到1917年1月,蔡元培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这一管理思想才付诸实践.
蔡元培在北大实施“教授治校”的主要目的是使教育免受官僚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扰,通过改善北大的领导体制,将权力下放,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师,让真正懂得教育的人来管理学校.第一,组织教授会,作为各系的管理机构.蔡元培上任时,北京大学设有文、理、法、工商各科,科下设门.各门的教授会是由除助教外的所有教师组成的.至1918年共成立了11个学科的教授会.1919年废门改系,共设14个系.各系成立教授会,设主任一人,由教授会选举产生,任期两年.各系教授会的任务是参与规划本系各学科的教学工作,主要包括：课程设置、教材采用、教学方法改良、学生选课指导、学生成绩考核等.第二,设立教务处、总务处,统一领导全校教务、事务工作.1919年4月,废各科学长,成立教务处.教务处由各系教授会主任组成,并从中推选教务长一名,协助校长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任期一年.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是马寅初.同时成立总务处,设总务长一人,由校长于总务委员中委任,以教授为限,任期两年,可以续任,主管全校的人事和财物工作.第三,设立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关和执行机关.行政会议以教授为限,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行政会议掌握全校行政的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议决的行政事务.行政会议下设各专门委员会,由教师组成,分管各部分的行政事务.评议会所决定的事项,由行政会议督促、指导各专门委员会负责实施.第四,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校长和从各科学长、教授中推选出来的评议员组成.每五名教授中产生一名评议员,任期一年,一年选举一次,可以公开选举,也可以在选票上写好被选人姓名,将选票寄给评议会,然后由评议会定期当众开票.校长为评议会议长,负责评议会的召集、改选等事务.评议会的主要任务包括：决定学科的废立、制定和审核学校内部规章制度、审核教师学衔和学生成绩、审查学生风纪、提出学校预决算费用方案等.凡学校重大事务必须通过评议会审核通过.
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思想在北京大学的全面贯彻,改变了旧北京大学的官僚衙门作风,使进步的、有威望的教授得以参与到学校的最高决策之中,使教师成为学校管理的主体,充分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提高了行政工作的效率,促使北京大学从封建腐朽思想和官僚堕落习气笼罩的学府,转变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场所,成为提倡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阵地.
1925年,在《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和教育趋向》中,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做出了概括和介绍,赋之以准确的内涵：“这一改革,首先是组织了一个由各个教授、讲师联合会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教授会,由它负责管理各系.同时,从各科中各自选出本系的主任；再从这些主任中选出一名负责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务长.再由教务长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进行教学管理.至于北大的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某些教师组成诸如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等.每个委员会选出一人任主席,同时,跟教授、讲师组成教授会的方法相同,这些主席组成他们的行政会.该会的执行主席则由校长遴选.他们就这样组成一个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是教授会,一方面是行政会.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够完善,因为缺少立法机构.因此又召集所有从事教学的人员选出代表,组成评议会.这就是为许多人所称道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③.
通过深刻理解蔡元培“教授治校”制度的内涵,我们可以了解到,蔡元培“教授治校”的实质是分权.在蔡元培的“教授治校”制度中,教授会、行政会、评议会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格局,使事务工作、学术工作和立法工作区分开来,使大学的权力在各个层面得以合理地分配.
三、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思想对现代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民主化、科学化、专业化是现代大学内部管理的目标.民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其中,民主化是科学化和专业化的前提条件.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思想为实现大学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提供了历史依据及可供借鉴的经验,对当前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1.进一步明确划分了管理的权限.目前,我国大学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从总体上看,大学的组织治理机构包括领导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领导机构是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大学校长及其所领导的校务会或校长办公会是大学的执行机构.教职工代表大会目前是我国大学起监督作用的机构.《高等教育法》第43条规定：“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然而目前的问题是：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党委、校长和教代会的权限只是给予了一般性的划分,客观上造成了党政不分,关系不明,教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难以发挥,从而使得他们的决策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蔡元培的“教授治校”思想给我们以启示.在蔡元培的“教授治校”中,校长、评议会行使决策权,行政会、教务处、总务处行使指挥权,全校师生员工对上述人员和机构都有监督权.将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的权力机关并设立行政、教务、总务共同管理学校各项事务,这种科学民主的组织管理形式为学术进步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和保障.因此,要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党委、校长和教代会的权力范围,使决策权、指挥权、管理权、监督权相分离.
2.进一步改革治理机构.如前所述,在我国大学治理机构中缺乏学术领导机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存在不平衡及不协调的现象,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力过大、学术权力过小”④.教授作为大学的办学主体,没有充分发挥其在学术上的领导决策作用,学术管理往往被行政管理所代替.例如,关乎学校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一般是由非学术人员讨论通过；关乎教师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如教师考核与聘任等,也多是由非学术人员制定.这使考核的科学性受到置疑,使大学教师们压力沉重,为了完成考核任务,在发论文、作课题之间奔命,学术腐败、学术浮躁也油然而生.在蔡元培“教授治校”制度中我们发现,“教授治校”不仅仅是由高学历者担当领导职务,而且关键是按学校事务的性质,设立相应的机构,使学校的管理机构和组织系统形成一种多维的结构.
3.管理主体多元,权力下放.高校的民主管理是要从三个方面理解的：一是政府要充分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二是在学校内部管理中,充分发挥广大师生的民主参与和监督的作用；三是实现社会力量对高等教育参与过程的民主化.学校的教师、学生既是管理的对象,又是管理的主体.只有充分调动了广大师生的积极性,才能实现办学目标.要把学校管理放在全校动员的层面上,使参与管理的对象由党委、行政扩大到教代会、教育工会、学生会、离退休人员协会等组织；让党委和校长从琐碎的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把工作重点放在宏观和中观管理上；将学校的管理权力下放,分配给不同的组织、机构与当事人,放手让他们行使自主权,这样将有助于提高学校管理机构的灵敏度和灵活性,增强随机处理事务的能力,提高基层管理机构的创新能力.让真正懂得教育的人才来管理教育,既调动了专家学者的积极性,防止校长权力过大,又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教学质量.
4.坚持以人为本,通过人本管理来唤醒人的主体意识.在大学管理中,通过人性化的关怀,使教师和学生成为大学管理的主体.以主人的身份参与学校的管理,一方面调动了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提高了管理的质量和效果；另一方面使教师和学生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唤醒了他们的主体意识,为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学作为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实行民主管理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大学只有大胆探索学校管理民主化体制,从而实现大学管理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知识分子的创造热情,更好地实现大学的科研、教学和服务三大基本社会职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思想产生与实践的历史背景
从西方历史的演变来看,早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就产生了现代民主的概念,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至今仍被认为是民主思想的基础理论之一.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都对民主的概念都进行了详尽的阐述,现代社会许多民主形式均源于这一时期的经典理论.而这种对民主的追求也反映在大学管理中,“教授治校”作为一种学校管理制度,集中体现了大学对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追求.“教授治校”起源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后在德国大学的倡导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教授治校”也成了德国大学的传统,德国的教授在大学各层次中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蔡元培在介绍德国的“教授治校”制度时曾说,德国在革命以前是极端专制的,但是他们的大学却是十分平民化的,他们的校长与各科的学长（院长）,都是每年更选一次,由教授公举.他的校长由四科（神学、医学、法学、哲学）的教授轮值.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他国家大学中民主思想也不断高涨.以美国为例,从殖民地时期到19世纪末,教授在学院管理中所起的作用甚微；但到了20世纪,教授地位明显提升.1915年,一些大学教授发起成立了美国教授协会,以此来保护教授的权利.
从国内历史的演变看,19世纪晚期,中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在兴起.保守的清朝统治集团,在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下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震撼下觉察到,如再不作任何“革新”的表示,必将“全局糜烂”“溃决难收”.因此,清政府放松了对西方思想的抵制,以求在政治、经济和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学校基本上就是这个时期开始从西方引进新事物、新思想.而蔡元培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把他从德国学到的办学方式应用于中国.
从北京大学的历史来看,蔡元培就任校长之前,北京大学就呈现出典型的科层化组织结构,衙门作风和官僚积习很深.学校实行的管理体制是与封建文化专制相适应的学监制,“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①.学校内富足的是腐败沉闷的空气,缺乏的是民主和谐的气氛.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所,应当“让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大学”,因此,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促使蔡元培效仿德国大学教育管理体制,对北京大学的行政组织进行全面改革.
二、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思想的产生、实践与内涵阐释
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思想是在借鉴西方大学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蔡元培主张在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同时,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他认为,中国古代教育与西方教育应相互取长补短,提倡将欧美教育中的优秀思想借鉴到中国,并结合中国文化教育的特点,对封建旧教育进行改革.1905年,蔡元培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受到“三民主义”的深刻影响,使他在教育管理上也表现出强烈的民主倾向.1907年,蔡元培留学德国,对德国的高等教育系统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后又到法国等欧洲国家游学和考察,使蔡元培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其中德国“教授治校”制度对蔡元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其提出的“教授治校”的范本.1912年1月,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在他亲自起草的《大学令》中最先体现了他的“教授治校”思想,“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以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②,而这也标志着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思想的产生.但直到1917年1月,蔡元培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这一管理思想才付诸实践.
蔡元培在北大实施“教授治校”的主要目的是使教育免受官僚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扰,通过改善北大的领导体制,将权力下放,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师,让真正懂得教育的人来管理学校.第一,组织教授会,作为各系的管理机构.蔡元培上任时,北京大学设有文、理、法、工商各科,科下设门.各门的教授会是由除助教外的所有教师组成的.至1918年共成立了11个学科的教授会.1919年废门改系,共设14个系.各系成立教授会,设主任一人,由教授会选举产生,任期两年.各系教授会的任务是参与规划本系各学科的教学工作,主要包括：课程设置、教材采用、教学方法改良、学生选课指导、学生成绩考核等.第二,设立教务处、总务处,统一领导全校教务、事务工作.1919年4月,废各科学长,成立教务处.教务处由各系教授会主任组成,并从中推选教务长一名,协助校长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任期一年.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是马寅初.同时成立总务处,设总务长一人,由校长于总务委员中委任,以教授为限,任期两年,可以续任,主管全校的人事和财物工作.第三,设立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关和执行机关.行政会议以教授为限,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行政会议掌握全校行政的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议决的行政事务.行政会议下设各专门委员会,由教师组成,分管各部分的行政事务.评议会所决定的事项,由行政会议督促、指导各专门委员会负责实施.第四,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校长和从各科学长、教授中推选出来的评议员组成.每五名教授中产生一名评议员,任期一年,一年选举一次,可以公开选举,也可以在选票上写好被选人姓名,将选票寄给评议会,然后由评议会定期当众开票.校长为评议会议长,负责评议会的召集、改选等事务.评议会的主要任务包括：决定学科的废立、制定和审核学校内部规章制度、审核教师学衔和学生成绩、审查学生风纪、提出学校预决算费用方案等.凡学校重大事务必须通过评议会审核通过.
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思想在北京大学的全面贯彻,改变了旧北京大学的官僚衙门作风,使进步的、有威望的教授得以参与到学校的最高决策之中,使教师成为学校管理的主体,充分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提高了行政工作的效率,促使北京大学从封建腐朽思想和官僚堕落习气笼罩的学府,转变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场所,成为提倡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阵地.
1925年,在《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和教育趋向》中,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做出了概括和介绍,赋之以准确的内涵：“这一改革,首先是组织了一个由各个教授、讲师联合会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教授会,由它负责管理各系.同时,从各科中各自选出本系的主任；再从这些主任中选出一名负责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务长.再由教务长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进行教学管理.至于北大的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某些教师组成诸如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等.每个委员会选出一人任主席,同时,跟教授、讲师组成教授会的方法相同,这些主席组成他们的行政会.该会的执行主席则由校长遴选.他们就这样组成一个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是教授会,一方面是行政会.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够完善,因为缺少立法机构.因此又召集所有从事教学的人员选出代表,组成评议会.这就是为许多人所称道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③.
通过深刻理解蔡元培“教授治校”制度的内涵,我们可以了解到,蔡元培“教授治校”的实质是分权.在蔡元培的“教授治校”制度中,教授会、行政会、评议会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格局,使事务工作、学术工作和立法工作区分开来,使大学的权力在各个层面得以合理地分配.
三、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思想对现代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民主化、科学化、专业化是现代大学内部管理的目标.民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其中,民主化是科学化和专业化的前提条件.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思想为实现大学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提供了历史依据及可供借鉴的经验,对当前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1.进一步明确划分了管理的权限.目前,我国大学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从总体上看,大学的组织治理机构包括领导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领导机构是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大学校长及其所领导的校务会或校长办公会是大学的执行机构.教职工代表大会目前是我国大学起监督作用的机构.《高等教育法》第43条规定：“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然而目前的问题是：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党委、校长和教代会的权限只是给予了一般性的划分,客观上造成了党政不分,关系不明,教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难以发挥,从而使得他们的决策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蔡元培的“教授治校”思想给我们以启示.在蔡元培的“教授治校”中,校长、评议会行使决策权,行政会、教务处、总务处行使指挥权,全校师生员工对上述人员和机构都有监督权.将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的权力机关并设立行政、教务、总务共同管理学校各项事务,这种科学民主的组织管理形式为学术进步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和保障.因此,要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党委、校长和教代会的权力范围,使决策权、指挥权、管理权、监督权相分离.
2.进一步改革治理机构.如前所述,在我国大学治理机构中缺乏学术领导机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存在不平衡及不协调的现象,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力过大、学术权力过小”④.教授作为大学的办学主体,没有充分发挥其在学术上的领导决策作用,学术管理往往被行政管理所代替.例如,关乎学校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一般是由非学术人员讨论通过；关乎教师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如教师考核与聘任等,也多是由非学术人员制定.这使考核的科学性受到置疑,使大学教师们压力沉重,为了完成考核任务,在发论文、作课题之间奔命,学术腐败、学术浮躁也油然而生.在蔡元培“教授治校”制度中我们发现,“教授治校”不仅仅是由高学历者担当领导职务,而且关键是按学校事务的性质,设立相应的机构,使学校的管理机构和组织系统形成一种多维的结构.
3.管理主体多元,权力下放.高校的民主管理是要从三个方面理解的：一是政府要充分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二是在学校内部管理中,充分发挥广大师生的民主参与和监督的作用；三是实现社会力量对高等教育参与过程的民主化.学校的教师、学生既是管理的对象,又是管理的主体.只有充分调动了广大师生的积极性,才能实现办学目标.要把学校管理放在全校动员的层面上,使参与管理的对象由党委、行政扩大到教代会、教育工会、学生会、离退休人员协会等组织；让党委和校长从琐碎的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把工作重点放在宏观和中观管理上；将学校的管理权力下放,分配给不同的组织、机构与当事人,放手让他们行使自主权,这样将有助于提高学校管理机构的灵敏度和灵活性,增强随机处理事务的能力,提高基层管理机构的创新能力.让真正懂得教育的人才来管理教育,既调动了专家学者的积极性,防止校长权力过大,又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教学质量.
4.坚持以人为本,通过人本管理来唤醒人的主体意识.在大学管理中,通过人性化的关怀,使教师和学生成为大学管理的主体.以主人的身份参与学校的管理,一方面调动了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提高了管理的质量和效果；另一方面使教师和学生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唤醒了他们的主体意识,为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学作为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实行民主管理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大学只有大胆探索学校管理民主化体制,从而实现大学管理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知识分子的创造热情,更好地实现大学的科研、教学和服务三大基本社会职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