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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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虽然对学术充满兴趣,却相信学术的目的在于人生,这种人或独善其身（于是常会走向宗教）,或兼济天下（于是参与政治）.这并不是简单的一句“人生高于学术“的口号所能说明的,而是其中深埋着两种对知识的认识：一种人相信知识独立于人的行动之外,那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绝对知识；而另一种人认为,至少有一部分知识,其本质蕴涵在实践之中,人们在实践之中所达到的就是知识本身.赫尔岑就是后面这种人.而他生活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年代,参与政治似乎在所必然.十九世纪的俄国经济落后,政治保守,沙皇专制,广大下层百姓既愚昧又悲惨,而西方从经济到文化都威胁着老大沉重的俄罗斯.少数贵族知识分子在屈辱和热爱交织的激情中,试图通过政治改革或革命改造俄罗斯,以达富民强国.青年时期的赫尔岑由于激烈抨击时政而锒铛入狱,几次流放到西伯利亚.中年他选择流亡海外,先后辗转法国和英国,通过给激进报纸写社评与沙皇政府斗争.十九世纪的俄国几乎是稍后时期中国的一个镜像.学说互相交火,主张全盘西化者有之,崇拜俄罗斯神秘而古老的“灵魂”而完全抵制西方一切者有之,信奉“费边“主义的经济渐进而自然导致社会进步者有之,谋求政治改良者有之,信奉革命者有之……他们之中有既得利益者,也有利益受到威胁的,而他们的主张多数都与自身的地位与利益相关.沙皇则不时利用抵制西方的斯拉夫派来巩固自身的统治―――专制的统治者永远要利用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的根基,是一种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它们从本民族的神话中去挖掘自己的“根”,用这种非理性的“根”来唤起民族认同感与骄傲,从而与技术进步的外来文化对抗.它们认为这是心灵对抗技术、传统对抗同化,其实这也是宗教对抗理性.处于强大外来文化压力下的弱小民族几乎总是以此为抵抗方式.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二十（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都经历过或经历着这样一种抵抗.而其中俄罗斯民族的轨迹与华夏民族的最像.两个民族同样经历过改良与革命、全盘西化与民族主义,并且一直在这两种极端中震荡.而一旦民族主义完全占了上风,就会促进甚至导致最危险的―――专制.但赫尔岑却超越了这种层次的民族主义,他是任何时代和民族中都非常少见的那种爱国者.从今天的角度看,他是个非常国际化的人.或许得益于他德意志血统的母亲和从小的上层贵族教育,他能够深入到异文化的本质与之共呼吸.他精通欧洲多国语言,而歌德和席勒是他最爱的作者.他坚持西方政治制度的相对优越,但同时也透彻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残酷与弊病,因此他自始至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他的理性足够强大到他不能支持暴力革命.（或许他看到了人类终究没有正确的出路?）但他同时又保留着对本民族强烈的爱.为了这种爱,他才选择一条终生不通达的政治道路,最终怀着无限乡愁离开人世.否则以他的文学才赋和深刻思想,他本可以选择纯粹文学或哲学的道路,一辈子躲在象牙塔里,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国外.非理性的因素更多地是影响了他的个人命运,而不是他的主张.按照伯林在《刺猬和狐狸》一文中的划分,赫尔岑大概算得上一只典型的狐狸.他一生流离,从事各种事务,观察理解多种文化,并且观点多变,从没像马克思那样构建出一个大统一的体系.虽然他的良心没有像托尔斯泰那样挑战智力到极端,但他也未尝不是在挣扎和自我斗争中度过一生.祖国与个人悲剧交织在一起,时刻令他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学说和行动.而当我们今天回想赫尔岑,也许他最难得最杰出的地方就在于：理性和公正与爱国热情良性地融合于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