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出使大秦

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出使大秦
说说甘英的事

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途经十余国,往返三万八千多里,“穷临西海”[1],遥望大秦,后遇阻而返.这是中国人直接沟通罗马人的第一次尝试.虽然甘英未能完成任务,但他的西行却为东西交通的拓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千百余年来,由于史料的匮乏,甘英出使的具体情况,对于后人始终是不解之迷.以往的研究多保留在对其出使路线及其到达的地名的考证,而关于其出使的原因却著述不多.
莫任南先生在《甘英出使大秦的路线及其贡献》一文中指出甘英出使大秦的任务有二：其一,打破安息垄断,探寻直接同大秦贸易的商道；其二,宣扬汉威,招徕外域使臣.[2]笔者认为,莫任南先生的第一种观点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即重农抑商,西汉甚至有七科谪[3],凡商人皆在征发戍边之列,可见地位极低.中国乃泱泱大国,皇帝向以天子自居,东汉政府官员又怎会主动地进行经贸外交?至于第二种观点,“宣扬汉威,招徕外域使臣”倒有一定可能,但宣扬汉威绝非甘英出使的根本目的.关于甘英出使大秦的目的,还有一些学者做过探讨.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先生在《论甘英之西使》一文中认为甘英的西使是为了探明丝绸在安息的中继贸易情况和大秦国的实情.[4]龚骏先生在《甘英出使大秦考》[5]一文中认为,因为大秦是西方大国,多珍贵奇物,又是中国丝缯的消费国,且非常想通使于汉,所以班超很想知道它的详情,遂派甘英出使大秦.余太山先生在《甘英西使小考》[6]一文中认为甘英的西使是班超下决心了解大秦国情况的结果.总之,这些观点均未超出经济文化的范围.至于一些西方学者所谓班超派甘英侵略西亚国家之说,实属无稽之谈,大秦铁甲尚不能越两河流域一步,罗马三巨头之一克拉苏全军覆没于安息,身首异处,小小的西域都护副使甘英又何以奔袭数万里,进攻西亚国家,况且班超在西域可调动的军队总共不过八万多国部队[7],如何侵略?对于“侵略说”,莫任南先生多有批判.[8]
对于甘英为何出使大秦,本文将试图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一、当时的汉匈关系；二、班超的个人因素；三、甘英的出使路线.
1 从当时的汉匈关系看甘英为何出使大秦
欲探究班超为何派甘英出使大秦,必须将其置于整个东汉与北匈奴的关系,以及东汉与北匈奴在西域争夺的大背景中去考察.
永元六年,班超平定西域,东汉在该地的统治达到了顶峰,但从历史上来看,其统治并不稳固.自战国时代冒顿单于兴起后,匈奴雄居漠北二百多年,与汉朝和和战战,始终对汉朝北部与西北部的边境构成威胁.期间匈奴虽接连遭汉武帝的沉重打击,势力急剧衰落,但其仍然同汉朝在西域进行着激烈的争夺.东汉初年,匈奴利用中原纷乱,东汉王朝政治军事力量比较薄弱,从三个方向给东汉以极大压力.在东北部,匈奴重新控制了乌桓,驱使乌桓与鲜卑连兵侵扰汉地；在北部,匈奴支持中原地方割据势力与东汉对抗,如安定郡三水县（今宁夏固原）的卢芳、代县（今河北莳县西南）的张晔、渔阳郡（治渔阳县,今北京市密云西南）的彭宠、五原郡（治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西南）的李兴,利用他们侵扰东汉；在西北部,匈奴勒索西域,以补充其物资消耗,从而对东汉河西四郡构成威胁.
面对匈奴的威胁,东汉经过多年积蓄力量,开始反攻.永平十六年（公元72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西域在汉匈之争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若匈奴控制西域,可以西域为其物资供给基地,专力滋扰东汉北部边境；而若东汉控制西域,则可斩断匈奴右臂,断绝其物资供给来源,同时消除他们与羌人相结为患的可能,孤立匈奴,在西,可以西域为拱卫河西的屏障,在东,则可联合乌桓、鲜卑,夹攻匈奴,消除其对东汉的威胁.因此,汉匈的斗争自始至终都围绕着西域来进行.
东汉虽数次打败匈奴,控制西域,但其在西域的统治并不稳固,“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汉光武帝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拒绝西域内属,明帝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复通西域,此一绝一通；章帝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乃迎还戊己校尉,不复遣都护,和帝年间,窦宪大破匈奴,班超经营西域,此二绝二通；永初时西域背叛,安帝以其险远,难以应付,乃罢都护,延光间,安帝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屯柳中,破平车师,西域龟兹、疏勒等十七国服从,此三绝三通.一方面,西域的时通时绝,导致匈奴之祸不息,结果是西北汉地不稳；另一方面,匈奴之祸不息,反过来又导致了西域的时通时绝,结果同样是西北汉地不稳.因此,欲稳定西北汉地,必当牢牢控制西域,欲牢牢控制西域,必当杜绝匈奴之祸.这一直令东汉政府费尽心思.
东汉初年,国力疲敝,东汉政府无力抵御北匈奴的侵扰.四十年后,东汉经济恢复过来,国力渐盛,遂对北匈奴施以打击政策,并以彻底消灭之为其国策.
早在东汉建国之初,就有人主张消灭北匈奴.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郎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曰：“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谕告高句丽、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9]和帝永元元年,窦宪、耿秉与南匈奴合力攻击北匈奴,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北鞮海（稽落山、私渠北鞮海,皆在今蒙古国境内）,斩名王以下一万三千级.永元二年,北单于被南匈奴击破,逃走.窦宪见北匈奴微弱,意欲灭之.永元三年,窦宪派遣部下击北匈奴于金微山,大破之,克获甚众,北单于远遁,西迁康居.[10]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北虏呼延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今甘肃安西）,先击呼延王,绝其根本……”
东汉政府彻底消灭北匈奴的政策并未实现.虽然东汉于永平十六年,北征北匈奴,取得伊吾卢地；永元元年以及三年,窦宪两次大破北匈奴,迫使其西迁康居,北单于弟於除鞬部（包括后来的呼延部）退至蒲类海,但北匈奴的溃散与西迁,并未从根本上解除其对西域的威胁.十几年后,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西域反叛,北匈奴旋即卷土重来,控制西域诸国,以兵威役属之,共为边患十余岁.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北匈奴率车师后王军就共同攻杀敦煌长史索班,击走车师前王,略有北道.延光二年,北匈奴联合车师入侵河西.顺帝阳嘉四年（公元135年）,北匈奴呼延王率兵侵车师后部.
总之,从安定西北边境的角度来看,两汉在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斗争中,从未取得过决定性的胜利.汉王朝每每能击溃匈奴,却未能追击匈奴,彻底消灭之,以致西域时通时绝,河西未得永宁.不过应该看到,汉朝之所以未能追击匈奴是有原因的,要彻底消灭匈奴,仅靠汉朝是不够的.联合盟友夹击匈奴是汉朝的基本策略,而仅联合高句丽、乌桓、鲜卑和西域诸国的力量是无法彻底消灭匈奴的.当时,最可联合的力量只能从西方寻找,而安息和大秦是西方最大的两个国家.安息国“地方数千里,小城数百,户口胜兵最为殷盛”.大秦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因此,东汉要消灭北匈奴,惟有联合大秦和安息.班超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2 从班超的个人因素看甘英为何出使大秦
甘英是班超的副手,其出使大秦的行为直接体现了班超的意图.笔者认为,班超意欲联合大秦攻打北匈奴,故而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史料虽未直言班超的这一目的,但我们能从中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班彪的少子,班固的弟弟.其父兄都是历史学家,而哥哥班固更是《汉书》的作者,班超本人也曾任兰台令史.生活环境使班超深受历史熏陶,具有较深的史学修养,而这又使他不仅具有缜密的思维和出众的判断能力,更使班超在年少时即胸怀大志和报国之心.班超尝以抄书为业,一日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班超的父亲班彪去世后,其兄班固继承父志,续作《后传》.有人上书汉明帝,诬告班固私作国史,犯弥天大罪.明帝下诏收捕班固,关押于京兆狱.这时正巧赶上同乡苏朗以伪言图谶,被治了死罪.班超害怕其兄遭受郡守拷打,不能为自己辩白,更害怕郡守将班固与苏朗联系起来,故而直奔洛阳,为班固开脱罪名.这件事初步显示了班超的才能,反映了其思考问题仔细、周到的特点.
永平十六年,明帝开始对匈奴进行军事打击,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北匈奴,班超任假司马,领军攻击伊吾,与北匈奴战于蒲类海,斩获颇多.窦固看重班超过人的军事才能,派他出使西域.从此,班超在西域与北匈奴进行了长达31年的争夺战.
可见,班超在出使西域之前就已经具备了一个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的个人素质,而班超在西域的活动则更突显其政治战略和军事战术的高超过人.
从永平十六年,班超出使西域,到永元六年班超击破焉耆平定西域的22年当中,班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同其运用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分不开的.从《后汉书·班超传》中,我们能了解到班超平定西域的全过程及其策略：由南道至北道,由北匈奴影响的地区到北匈奴扶植的地区,再到北匈奴直接控制的地区,逐一击破,分别建立亲汉政权.表面上班超是在跟西域诸国斗争（期间还有同月氏、康居的斗争）,但从全局来看,班超是在跟北匈奴斗争.
班超出使西域的第一站是鄯善,鄯善是汉朝前往西域南北两道的东端起点,是汉朝交通西域的必经之地.在鄯善,班超在北匈奴来使,鄯善王对待自己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随时有可能出卖自己的危机时刻当机立断,带领三十六勇士突袭北匈奴使者营地,斩杀北匈奴使者一百多人,迫使鄯善王下定决心归附汉朝.随后,班超西行至于寘,计杀亲北匈奴的神巫,迫使于寘王攻杀北匈奴使者,摆脱北匈奴的监护,投降班超.永平十七年,班超由间道至疏勒,擒拿具有龟兹血统的疏勒王兜题,立疏勒故王子忠为王,帮助疏勒复国.元和四年,班超发于寘兵攻莎车,击破龟兹援军后,降莎车.永元三年,北匈奴为窦宪所破,班超降龟兹（其王建为北匈奴所立）.永元六年,班超击破焉耆,俘获掌秉国权的北匈奴侍子北鞬支.至此,西域平定,50余国悉皆纳质内属.
在班超经营西域的前22年中,班超认识到经营西域的艰巨性、重要性和长期性.匈奴不灭,汉地不安.在匈奴之祸绵延两百多年不绝,汉匈斗争反反复复的形势面前,班超决心以谷吉和张骞为榜样,同匈奴斗争到底.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上书说：“愿从谷吉效命绝域,熟几张骞弃身旷野.”同时,班超还认识到联合各个国家夹攻敌人的巨大益处,在建初三年的上书中,班超谈到“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
章和二年（公元88年）,汉匈斗争开始朝有利于东汉的方向转化.当时南单于上书请求：“出兵讨伐（北匈奴）,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常无北念.”[11]同年,李恂征拜为谒者,持节领西域副校尉.“北匈奴数断车师、伊吾、陇沙以西,使命不得通.恂设购赏,遂斩虏帅,悬首军门.自是道路夷清,恩威并行.”[12]永元元年,窦宪、耿秉出击北匈奴,大破之.单于逃走,降者二十余万.永元二年,南单于再次上书求灭北庭.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人千骑出鸡鹿塞,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兵护之,二军合围北单于,北单于仅以身免.此时,窦宪以北匈奴微弱,意欲灭之.永元三年,和帝遣兵击北匈奴于金微山,大破之,北单于逃亡康居.在这种军事形势下,班超“以夷狄攻夷狄”之策击破焉耆,平定西域南北两道.在窦宪意欲灭北匈奴的影响下,以班超之意志和才智,当也意识到这一点.只是班超平定西域之时已是永元六年,距窦宪大破北匈奴已有三年,北匈奴在康居已完全站稳脚跟,恢复元气,而且在蒲类海一带还游弋着一支北匈奴余部.而窦宪已于永元四年被杀,班超可调动的西域诸国兵马总计不过八万,班超不可能倾其全力攻打北匈奴.
当时汉人已经知道在安息以西有一大秦国.然而,古代中国人对中西亚的地理了解得十分肤浅,误以为西迁的北匈奴常在大秦与蒲类之间活动.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珰以为,“北虏呼延王常展转蒲类、秦海间”.此处的秦海虽有可能不是确指大秦国,但也当指西亚一带.延光二年去永元九年不过26年,班超当也会如张珰一样,有此错误认识.
消灭北匈奴,是东汉国策,也是班超经营西域的使命.但是,要实现消灭北匈奴的目标,惟有联合大秦“以夷狄攻夷狄”.其时,班超年逾六十,不能亲往,故派遣副使甘英代为出使.
3 从甘英的出使路线看其为何出使大秦
《后汉书·西域传》云：“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汉书·西域传》）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而班勇所记材料当来自甘英的出使记录.因为《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至大秦国西时,说“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言者即甘英本人.
从《后汉书·西域传》中能明显地看出一条记述路线：“出玉门,经鄯善、且末（今新疆且末）、精绝（今新疆尼雅河流域）……至拘弥（今新疆于田）……其国西接于寘……自于寘经皮山（今新疆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皆今新疆莎车南）……自皮山西南经乌秅（今中国新疆与巴基斯坦边境）,涉悬度（在帕米尔高原）,历罽宾（今克什米尔）,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今巴基斯坦俾路支）……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两河流域下游）……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大月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莎车国西经蒲犁、无雷（皆在帕米尔高原）至大月氏（今阿富汗）……莎车东北至疏勒……东北经尉头（今新疆喀什、乌什间）、温宿（今新疆乌什）、姑墨（今新疆阿克苏）、龟兹至焉耆.”其中由玉门至安息是从东到西记述的,由大月氏到安息,以及由莎车到大月氏是从东到西,由莎车到焉耆又是从西到东.书中记载明显分为四段,虽方向不一,但仍可判断：从玉门西至皮山、从莎车西至大月氏以及从莎车东至焉耆的记载虽不知摘自何人记录,但从皮山西至安息则可以肯定是甘英的记录.可见,甘英是由南西行至条支转走北道东行返回西域的.[13]甘英涉悬度,历羁宾,过乌弋山离至条支,此皆戈壁沙漠,人迹罕至之地,尤其是悬度,“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14]极其危险.甘英出发时,选择这条道路肯定是不得已而为之.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安息东北与康居相接,且从康居到安息,一路是平坦的草原,道路条件远比南道要好.由于永元三年北单于为窦宪所击破后,逃亡康居,所部皆精壮善战之士.所以,甘英不走北道,却要选择“历罽宾,涉悬度”,显然是害怕像张骞出使大月氏那样为匈奴中道阻截.而且,这条路线应当是班超为甘英设计的.甘英虽然用心良苦,且又历尽艰辛,却不知何故,功亏一篑.真是千年一叹,万世之谜呀.
综上所述,甘英出使大秦的原因即班超的战略意图：联络大秦,夹攻北匈奴.但由于甘英末果而返,班超联合大秦夹击北匈奴的战略终成泡影.当看到已不可能彻底消灭北匈奴,加之年事已高,且身患胸疾,班超遂于永元十二年上书恳请归老,书中不免流露出对西域安危的担忧,希望自己和儿子班勇能活着回归内地,书中言道：“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果不其然,在班超离去后的第五年,即安帝永初元年,西域反叛.匈奴卷土重来,控制西域,共寇边塞,班超三十一年西域生涯的政治成果毁于一旦